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sao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